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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基于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分析

周江评 城市化研究 2019-12-27



作者简介
周江评

现任教于昆士兰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管理学院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城市规划(英文版)编委国际中国规划学会董事国际城市规划海外编辑城市交通海外编辑

美国交通研究会交通拥挤收费委员会委员

jp.zhou@uq.edu.au

原文标题: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分析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内容摘要

  交通拥堵反映了居民机动化出行需求和公共道路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当前,该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解决该问题离不开我国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普通公众、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参与。然而,各方缓解交通拥堵的努力却存在“公地悲剧”的可能:即使各方都是理性的,即使他们认同公共资源需要最有效率分配和使用才符合彼此的长远利益,但却相对独立地思考和采取行动,结局却是交通依然拥堵,甚至愈演愈烈。因此,需强调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而非个别利益相关者的理性、智慧和行动力。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源泉是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相互学习的能力,其中政治精英和部分社会团体对这种能力的影响又最大。

  基于以上观点,对于认识和缓解我国城市交通拥堵,我建议系统研究以下问题:

  1、在认识和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利益相关者?怎样对其合理划分方能帮助我们最好地分析和提高我国缓解交通拥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

  2、在认识和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上,谁是影响力最大利益相关者?

  3、最大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对其他一般利益相关者?其主要影响渠道为何,有效性怎样?

  4、一般利益相关者又有哪些渠道影响最大利益相关者?这些渠道的有效性如何?

  5、从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角度出发,如何评估我国既有最具代表性的缓解交通拥堵政策、报告、文件、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

  6、如何改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学习的能力,提高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特别是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机构能力和能力构建水平?


关键词:交通拥堵集体理性机构能力构建


1
快速的城市化和机动化下交通拥堵

  交通拥堵反映了居民机动化出行需求和公共道路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用约30年的时间从不足20%到超过50%,城市百户居民小汽车拥有量从零点零几增长到两位数,治理或缓解交通拥堵(“治堵”、“缓堵”)已成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以北京为例,因数百万小汽车上路带来道路交通拥堵,北京的通勤痛苦指数已居世界同类城市第一。这不但影响了北京的大国首都的形象,也显著影响了其交通出行成本、空气质量、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进入2000年以来,治堵、缓堵一直都是北京市党委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去年,北京市更是破天荒地采取了限制小汽车上牌的措施。

  对于我国的城市交通拥堵,人们积极探索了原因,其指出的代表性原因包括:

  (1)城市化、现代化和机动化

  我国以上三“化”的速度、广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众多机遇,但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2)城市人口、产业的高度集聚

  因人多地少的国情,我国城市人口、产业的空间集聚度,早已长期名列世界前茅,以上三“化”加之城市空间、用地功能调整和相应的巨大建设量,使得我国城市要提高交通效率面临更多的困难。

  (3)公交吸引力不够

  和国外同类城市相比,我国城市曾单一地依赖路面公交来承担居民机动化出行。但因我国“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即使是路面公交得到的国家投资也是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加上不少公交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使得我国公交服务水平长期达不到居民的期待。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小汽车的便利,公交服务从低水平向上攀升的过程,使得公交对多数居民的吸引力始终有限。

  (4)人均道路交通资源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低于人均10平米,远低于国外城市。即使是近年高额的道路交通投入,但因城市人口、产业的新一轮集聚和人多地少的国情限制,也使得我国城市1980年至2011年人均道路增量非常有限,仅为34%左右,而同期我国城市人口增长高达近200%。

  (5)交通综合管理跟不上

  机动化速度的飞速增长和越来越高比例的居民依赖小汽车出行,带来了我国交通出行结构、选择和时空分布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我国交通综合管理的人才培养、规章制度和机构建设等耗时耗力的任务段时间内难于跟上。


2
现有治堵、缓堵对策

  在治堵、缓堵方面,我国除增加道路供给,代表性的还有国家的“畅通工程”、“公交优先”政策、北京的“建管限”措施、上海的小汽车牌拍卖、广州的快速公交等。上述各项对策,都非常及时和必要。但是,笔者还没看到从“公地悲剧”和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角度来系统思考、应对我国城市交通拥堵的文献或对策。


缓堵、治堵与“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指在公共资源使用中,即使利益相关者们都是理性的,即使他们认同公共资源需要最有效率分配和使用才符合彼此的长远利益,但却相对独立地思考和采取行动,结局却将是公共资源消耗殆尽。道路是种公共资源,其使用存在着特殊形式的“公地悲剧”的可能,即交通拥堵。缓堵、治堵离不开不同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企事业和民众的努力。如政府可增大道路的供给;再如民众可错峰出行。从个体角度,他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然而,尽管各方不遗余力,我国很多城市的交通拥堵依然方兴未艾。这反映出了各地治堵或多或少存在“公地悲剧”。因此,治堵需要协调各方,众志成城,即强调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但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源泉在哪里?


治堵、缓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 

  部分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源泉是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相互学习的能力,其中政治精英和部分社会团体对这种能力的影响又最大。在我国的国情下,各级党委政府内的各类机构可视为政治精英的集体代表。它们的政策、文件、报告、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等将深刻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和行动。但这只是我们对中国社会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总体认识。在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上,光有这样的认识远不够。我们因此建议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在认识和缓堵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利益相关者?怎样对其划分方能帮助我们最好地分析和提高我国缓堵、治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

  小汽车进入家庭和城市交通拥堵,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但它们已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家庭,涉及到了我国各级政府的交通管理、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也涉及到了我国的汽车、石油化工、建筑、地产、交通等行业。这些家庭、部门或行业都可视做缓堵工作的利益相关者。但从分析和提高我国缓堵、治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角度出发,以上划分是否合理?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我们缓堵、治堵工作是否能明确和团结各方力量,众志成城。

  第二,在认识和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上,谁是影响力的最大利益相关者?

  事物里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影响我国缓解交通拥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利益相关者之中,存在着影响力最大者。研究这些影响力最大者,将一方面有助于帮助我们确定我国社会对交通拥堵问题的主流判断和预测,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些判断和预测如何影响到了我国缓堵、治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

  第三,影响力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对其他一般利益相关者?其主要影响渠道为何,有效性怎样?

  影响力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影响我国缓堵、治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主要因素,他们具代表性政策、文件、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代表了他们对交通拥堵问题的总体判断和预测。这些判断和预测,将影响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缓解交通拥堵问题的认识和行动。只有明确了最大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利益相关者在缓堵、治堵问题中的作用和局限,进而优化其作用或打破相关局限,真正实现缓堵、治堵工作的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第四,一般利益相关者有哪些渠道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和实现彼此相互影响?这些渠道的有效性如何?

  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相互学习的前提是各方有合理、有效和透明的渠道相互沟通并能对彼此的认识、行动加以反馈或监督。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也要研究一般利益相关者对最大利益相关者影响、彼此相互影响和影响的力度。

  第五,从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角度出发,如何评估我国既有最具代表性的缓解交通拥堵政策、文件、报告、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

  既有的最具代表性缓解交通拥堵的政策、报告、文件、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反映了我国社会认识和缓堵、治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从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的角度出发重新评估它们,将有助于我们在全社会的水平,而不是在政府内部、行业内部、甚至是职能部门内部来认识和缓堵、治堵。当前,行政上的条块分割、行业强大的纵向联系、公共决策和反馈过程中民众参与的不足,限制着我国缓堵、治堵的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水平。

  最后,如何改善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学习的能力,如何提高集体理性、智慧和行动力,特别是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机构能力和能力构建水平?

  即使表面上都是交通拥堵,不同时空点的交通拥堵的影响因素可能都不一样。因此任何缓解交通拥堵的政策、文件、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不但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需与时俱进。改善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学习的能力,才能确保交通拥堵的政策、文件、规范、技术路线和观点具有上述特性。国际文献中,全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学习、机构能力(Institutional Capability)和能力构建(Capacity Building)也被视作了引领地区创新和赢得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全面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机构能力是指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或者企事业搜集、分享数据、快速有效决策的能力。这一能力和个人能力一样,是可培养的。但和个人主要靠自身学习或天赋就可有能力不同,机构能力的培养更多地仰仗于相关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学习和促进,即能力构建的过程。把握住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机构能力和能力构建,是改善社会水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学习的能力的一个关键。在我国强势政府和国家积极倡导增强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背景下,在面对城市交通拥堵这样社会性问题的时候,研究和提高最大利益相关者的机构能力和能力构建水平,就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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